“用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脱域”（吉登斯）、“时空压缩”（哈维）、“流动空间”（卡斯特）、“地球村”（麦克卢汉）、“消失的地域”（梅罗维茨）、“赛博空间”（吉布森）……这一系列今日传播研究者耳熟能详的经典概念，大多预设这样的前提：空间和地方是新媒介技术和传播活动所跨越甚至“消灭”的对象。既然不言自明，空间也就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甚少被经典传播研究认真对待。即便年代社会科学领域开始的声势浩大的空间理论思潮，很长时间里竟然“并未在传播与媒介领域得到响亮的回应”。
不过，进入21世纪后，情况正发生明显的变化。传播媒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度融合，传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式与地理空间产生关联并相互影响。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认识到，人类对地理空间的感知和经验，离不开传播媒介扮演的角色；任何形态的传播实践，也必然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生成与展开。近十几年来，大量传播学者沿着不同学术路径，从不同面向探究传播与空间性的相互影响，构成了传播学的“空间转向”（spatialturn）。
在实证研究层出不穷的同时，一些致力于理论开拓的学者开始为这样一个充满丰富性且极具潜力的研究领域绘制地图，系统化地梳理研究方向，确定研究重点。年，传播学者尼克·库尔德利与安娜·麦卡锡以“媒介空间”（MediaSpace）为书名，收录了地理学者和传播学者的多篇论文，共同探讨媒介与空间的复杂关联。在书中他们指出地理学和媒介分析相结合的五个层面：
第一，媒介如何描述、呈现或表征地方性、国家性以及全球性。
第二，媒介信息、文本和数据如何跨越空间来流动，从而重构社会空间。
第三，媒介传播过程的不同终端中的空间，即媒介的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
第四，媒介在空间中的运作，以及由此产生的尺度效果或复杂的尺度关系。
第五，媒介引起的不同地方或空间尺度的相互联系，如何被不同地方的人们进行不同体验和理解。年，传播学者加斯帕·福尔克海默与安德烈·杨森编著了《传播地理学》一书，他们根据列斐伏尔关于感知的空间（perceivedspace）、构想的空间（conceivedspace）和生活的空间（livedspace）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勾勒出把传播媒介研究与地理学研究结合的三种方式，并指出传播地理学作为跨学科领域已经形成。
传播地理学的形成绝对不是传播学的一厢情愿。早在传播学空间转向之前，地理学早已积极接受和吸纳来自传播学科的知识。年，《人文地理学进展》刊登了传播学者肯·希利斯的文章，鼓励地理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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